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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韩怡君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原文发表在2月6日的《新京报》上。韩怡君认为，

2020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韩怡君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原文发表在2月6日的《新京报》上。韩怡君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许多特色和亮点。它的形式和长度都非常简洁，但它的内容“更干，更坚实”。

“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节点。与新世纪以来以“三农”为主题的前16个“中央一号文件”相比，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性韩怡君说道。

“解决农村发展用地问题”是一大突破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解决农村发展用地问题”，“在新的县级和乡级土地空间规划中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证农村工业发展用地”。省级在制定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至少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5%，保证农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地。”

韩怡君认为，这种保障措施的提出比以前“更有根据、更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

韩毅军说，过去由于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政策，很多工业、商业和房地产用地来自农业和农村，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整合了三大农村产业的农村产业不需要“土地”。尽管呼吁了多年，但实际上很难获得土地使用指标。

“过去几年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新课题都反映出，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农村工业发展的配套设施。”韩怡君说，“所以这件作品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去年修复一些非法温室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洞。我们需要允许新的工业，特别是富民的农村工业，拥有自己的土地作为配套设施。”

不仅指标明确，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将各种农业耕作配套设施纳入农用地管理，并规定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

“农民需要一些种植和养殖的辅助设施。过去，农田是不允许被占用的，但是现在，即使是永久的农田也可以被占用。被占用的永久农田需要从其他地方补充。”韩怡君说，农业用地的管理不同于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土地价格和服务年限是“差别待遇”，这也有利于农村产业的健康发展。

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挥合作优势

韩怡君说，我国有2.3亿普通农民。即使考虑到近40%的耕地转让，一般家庭也只有大约9亩耕地。与欧美大型农场相比，中国的土地生产率较高，但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导致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所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小麦为例。我们的亩产量是美国的2到3倍。此外，美国只种植一季小麦。我们种小麦也种玉米。但是，由于我国家庭平均小麦生产规模只有4.5亩左右，我国每吨小麦的生产成本至少比美国大型农场高出三分之一。”

韩怡君说，过去普通农民只是简单的生产者，他们的管理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机械化和其他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因此，要求“既懂生产管理又懂管理”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如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参与农业发展。

这就是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背景，该文件提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者，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分享红利、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

“新型农业经营者不能单独生产。他们还需要密切参与现代农业的产业链，特别是现代流通、粗加工、深加工、品牌培育等。”韩怡君说:“不可能所有的农民都同时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或企业。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企业，它们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就越好，产业协会的水平就越高，它们周围的小农户就可以通过有效的融合手段被带动起来。”

韩义军介绍说，早期的农业产业化是“公司+农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松散结合的，容易出现不作为。在行业协会中，除了纵向的“公司+基地+农户”之外，还有企业与公司之间的横向协会、农场或合作社之间的协会以及普通农户之间的协会，“行业协会”更具有三维性和综合性。首先，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分工的优势，让最专业的人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提高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第二，产业链和利益链较长，矿业附加值较高。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蛋糕可以分享。最后，这种合作也更加稳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和双赢能力。”

“智能”下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新路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建设农业和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开展全国数字村试点”

韩宜君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这与发达国家100多年来经历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同。“在不断推进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同时，结合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农耕文明悠久的基本国情，在弯道超车将加速‘智能’的提升。”

农业和农村土地覆盖面积广阔。“即使把北京的大、中、小城市和4万个乡镇加在一起，也只占不到1.5%的土地面积，而20亿亩耕地占13%，广大农村约占56%。”韩怡君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必须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现代化，而第七次信息技术革命现在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和机遇。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能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使用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可以极大地弥补我国农村几千年来因土地和人员匮乏、信息隔绝、情况不明和数据不清而造成的问题，导致无法进行监测和及时有效的数字化管理。”韩怡君强调道。

韩怡君认为，在农信部建立国家级大数据中心肯定“远远不够”，今后可能需要在不同地区建立“子中心”。

“更重要的是，不仅应该广泛应用技术，而且应该加快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开发。例如，农业传感器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但是国内的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模型和算法远远不够。这些将是农业和农村地区应用“智能”的关键环节。”韩怡君指出。

各种政策编织农民收入安全网

2018年，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农业和农村事务部会同财政部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在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六个省(各有四个产粮大县)启动为期三年的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推进水稻、小麦、玉米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

"三大粮食作物的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应该是我们未来的政策方向."韩怡君指出，“特别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农业经营者，如家庭农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收入‘安全网’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编织，包括价格支持，税收减免，资源和环境保护补贴，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自然灾害保险，成本保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

韩怡君解释说，收入“安全网”的目的是减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食品生产商的影响。“如果这些食品生产商的产量大幅波动，将直接危及国家食品生产的稳定。”

韩怡君表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农业税费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支持”。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几千年来取消了农业税费，实施的粮食补贴、种子补贴、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等政策措施对支持农民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来，保险等金融产品也进一步涉足农业安全。“农业保险过去主要是蔬菜、水果、牲畜和家禽，它们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保险还没有完全覆盖三种主要的口粮。在发达国家，保险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政策工具，我们也在学习。现在，国家要加快扩大粮食生产保险覆盖面，探索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韩怡君说道。

今年如何增加农村投资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在经济金融政策中提出“地方政府应安排一定规模的一般性债券支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搬迁项目和农村振兴项目”、“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者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小微企业相关贷款的税收减免政策”、“更多无抵押、无担保、低利率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产品”等。

“事实上，去年农村投资大幅下降。过去几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20%以上，但去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韩怡君指出，“因此，今年增加农村投资也很重要。”

据韩宜君介绍，农村投资的融资渠道大致有三种:一是中央预算内投资来自中央财政；第二，除了增加地方财政投入，还应该发行债券，优先考虑农村投资。第三是金融领域的普惠金融。过去，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没有享受到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因此今年它们被特别上市。

“从中央到地方，包括财政资金和其他税收减免，目的是用更多的钱来支持我们的农村振兴。”韩怡君的总结。

将使用粮食的最低购买价格，但支持将减少。

“调整和完善稻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完善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也列入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韩怡君表示，世界各国普遍对口粮这一特别重要的战略产品实施不同程度的价格支持。“然而，过去几年我国的价格支持过于强劲，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韩怡君的分析表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最低收购价调整政策方向比较明确。“首先，应保留最低购买价格政策框架。第二，受最低购买价格或最低购买价格的购买量保护的价格应适当降低。”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可以让农民放心，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韩怡君说道。

然而，棉花的“目标价格”不同于两种主要口粮的“最低购买价格”。韩怡君指出，这是一项“补贴政策”。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差价将得到补贴，而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或等于目标价格时，将不给予补贴。

“中国大部分棉花产于新疆，未来可能会超过85%。棉花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产品，也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和特殊地区的特殊产品韩怡君分析，“预计目标价格政策将保留，但补贴水平将进行改革和调整，以利于市场化。”

这一流行病影响到移徙工人的就业和收入。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计划。

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稳定农民工就业”也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

“农民工资收入的一半以上，即可支配现金收入，来自农民工。”韩怡君指出。

自2019年底以来，新一轮的皇冠肺炎疫情造成了诸多影响，“影响最大的两个行业是服务业和工业，这两个行业是我们3亿农民工最重要的赚钱领域，所以我认为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韩怡君说道。

“疫情的影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提前思考并做好准备。相关部门应该提前做好计划。”韩毅军建议，疫情得到控制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加快各种生产活动的探索和恢复，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一些农民工本身就是精干的劳动力，而农村人口相对稀少。在相对安全的农田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先恢复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和工业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来源:北京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