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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眼里，文化部门是“清水衙门”，但在杭州市滨江区社发局原调研员武斌和文化馆原副馆长熊智慧的眼里，这个“清水衙门”照样有钱可捞，有油可揩。他们通过借壳入股文化公司，垄断文化演出活动，把“黑手”伸向了文化演出领域，最终，双双锒铛入狱。

“和区内一家演艺公司老板关系密切，两人合伙开公司垄断滨江的演出市场，从而获取暴利。”去年年初，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信内容直指时任滨江区文化馆副馆长熊智慧。

熊智慧的简历显示，她从1998年进入该区文化馆工作，直至案发时，已经在该单位深耕20余年。2009年担任文化馆副馆长后，熊智慧就把目光盯在了“清水衙门”的钱袋子。

2010年至2013年，熊智慧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开发票、虚构劳务单的形式虚报冒领“经费”84900元，用于文化条线的公职人员发放“劳务费”，熊智慧个人分得14700元。

2011年下半年，熊智慧借壳杭州祝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通过“提篮子”方式，以郭光银的名义占股80%，并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承接文化演出等活动，从中谋取利益，与他人共同获得分红73.7万元。

“作为区文化馆副馆长，熊智慧手中的权力与这家文化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无直接交集，一个“局外人”为什么能让公司老板心甘情愿地“献上”80%的股份？”

案件分析会上，一个不经意的问题，成了该区纪委监委深挖线索的一个着力点。

“熊智慧的背后肯定还有人为她站台撑腰。”滨江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利文在深思熟虑后发言表态，“不管涉及到谁，必须一查到底！”

审查调查组重新将目光转移到熊智慧案件本身，计划从所有的线索中，深挖彻查寻找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对现有证据进行重新梳理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在查阅演出协议和资金报销凭证时，偶然发现这几份材料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时任区社发局副局长的武斌。

武斌，2000年从部队转业到杭州市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工作，2001年9月任杭州高新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副局长，2006年8月兼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2008年5月起任区社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检组长、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2014年10月起任区社发局调研员。

作为分管文化工作长达14年的武斌，对该区文化活动开展，有绝对的审批权。正是这个审批权在他的手里却成了捞钱“工具”。

随即，审查调查组顺藤摸瓜，把重点从熊智慧向武斌倾斜。但在谈话中，熊智慧始终将所有责任和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极力撇清与武斌的界限。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更加坚定了案件分析会上的判断。“这个案子可能还有案中案，武斌很可能是熊智慧的后台。”

“你觉得自己把责任都扛下来就是讲义气吗！你这样的态度不仅自己不能得到从宽处理，他也要被你所累。”调查人员继续加强思想教育，“千万不要一时感情用事，断送了你们两人的坦白机会。”

“武斌一开始就知道我‘入股’这家公司，公司赚了钱我也会分给他一点。”面对强烈的政策攻势，熊智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如实供出了她伙同武斌“借壳”获利的违纪违法事实。至此，二人不为人知的两性关系和联手获取非法利益的“遮羞布”被彻底揭开。

翻开熊智慧和武斌二人的经历，他们从2003年左右，因工作关系，熊智慧与时任区社发局副局长武斌认识。武斌对熊智慧关怀备至，并利用职权将熊智慧从区文化馆抽调到区社发局文体科工作，期间，二人保持了约6年之久的不正当两性关系。

“我有权力，她有需求。手中的权力能为她牟得钱财，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武斌话中，不难看出，两个人的工作交际从一开始就植入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因子”。

熊智慧在武斌的“照顾”下，从杭州市长河中心小学一路顺风顺水走到了滨江区文化馆副馆长的位置。随着，职务的升迁以及二人关系的“升华”，二人把精力从“情场”转移到了“生意场”，联手在文化系统的演出活动中搜刮揩油。

在随后的几年里，熊智慧和武斌二人开始联手“运作”，借助“入股”的杭州祝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垄断全区文化演出活动，从中谋取暴利，收受贿赂。经查明，二人累计通过以上方式累计获得分红73.7万元。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我们之间不用分这么清。”在第二次收到熊智慧分送的5000元现金时，武斌的话中还带着充满暧昧的“金钱味”。

“看似如意算盘打得响，人财两得，实则满盘皆输，双双‘把牢坐’。”滨江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负责人说，最终，熊智慧和武斌因共同受贿73.7万元和其他违法行为，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和四年三个月。目前，涉案款物已经全部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