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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与之相伴的是各种新业态发荣滋长。针对不少地区出现的农产品滞销难题，一些县长化身“网络主播”推介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引来市场和舆论的积极反馈。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抓取的数据显示，从2月1日到3月11日期间，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网络信息平台共发布了8357条有关各地“县长直播”的新闻报道。

　　在笔者看来，这其中蕴含的三层逻辑令人深思：

　　第一，“县长直播”与农业产业化、品牌化相得益彰。“县长直播”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一串串“亮眼”的数字：安徽临泉县县长梁永勤短短1小时搞定了2.7万个订单，将凉拌芥菜卖断了货；广东徐闻县副县长徐康秀直播两小时售罄30万斤菠萝，创造了直播带货的“徐闻模式”……然而，“县长直播”的作用绝不仅仅体现在销售数字上，背后还描绘出我国多年来在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深耕的图景。

　　选苗育种、生产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包装物流……手机屏幕中呈现出的小切口，背后却需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等一系列产业基础的支撑，这样才可以应对电商平台带来的巨大的流量效应和现代市场流通的要求。

　　在近期的“县长直播”中，可以看到“砀山酥梨”“赣南脐橙”“云南鲜花”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县长们正是借助这些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品牌来汇聚和展示产品特色，让品牌农业成为推介的着力点。

　　随着5G的深入普及，VR和AR等虚拟、沉浸式技术应用日渐成熟，直播形态将会愈发多元和自由，将会为观众提供极其丰富的消费体验。这必然会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构造及品牌化的推进提出更高要求，也将直接推动和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分配，在市场需求、农业生产集群和农户之间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品牌化塑造和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农业产销模式。只有夯实农产品产业化、品牌化的扎实根基，县长的“流量”才能持久高效地带动农产品产销机器的高速转动。

　　第二，“县长直播”可推动互联网更多更好地普惠“三农”。近年来，尽管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数字鸿沟”几乎在所有国家依然存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在互联网应用领域，联合国去年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就描述了不同地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现象。伴随着互联网在城乡间的扩张，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等背景因素交织，原有的差异很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由此可以推断，互联网本身并不存在自发的普惠性。我们不难发现，在基于网络架构的供给链中，工业品下乡容易了，但农产品上行还困难重重；以资本力推动的文化娱乐消费向乡村的渗透多了，但农民工通过互联网获得平等的市场参与机会依然乏善可陈。一时间，“下沉市场”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一些互联网商业主体仅仅将农村视作巨大的潜在市场。笔者听闻一些互联网公司自诩为“刷墙公司”——连农村民居的白墙都成了可以攫取的资源。

　　而县长们开启“直播带货”，展现出一种互联网提供的平等分配社会资源、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及提振生产的方式；通过权威性的示范，让农业从业者可以看到，互联网不仅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好玩儿的好吃的好看的，还可以提供创造价值的机遇；当农民以“主播”的角色进入互联网构架的生产关系中，便对自己的产品有了“最终解释权”，成为了平等的市场主体，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扭转农业产业链上价值分配不均衡的状况，实现互联网普惠“三农”。

　　第三，“县长直播”营造出新的政治生态。县长作为管理一个县的行政事务的官员，早已完成了从道德威权向行政职能的转变，大事小情不仅都要管，还要管得好。在直播中，不少县长呈现出“两种气质”：既有静水流深的庙堂正气，也不乏田间地头的人间烟火。越来越多的县长选择走进直播间，说明当下的行政决策嵌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元素，一些县长更是在直播中“烤地瓜”“品泡椒”“炖梨汤”，对新生事物不仅不排斥，还积极融入个性化元素，这既表现出张开双臂迎接新业态的诚恳，也体现出转变工作作风、勤政为民的态度。

　　当县长们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农民的工作中，探索出一种更接地气、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的工作方式后，势必会将影响扩散到各级行政部门转作风、转观念的行动中，从而营造出崭新的政治生态；未来是否会有“直播接访”“直播问政”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也变得尤为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