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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玉彰收到的判决文书副本

卢玉彰老父看资料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50岁的卢玉彰有点犯难于描述他的现状，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犯人，可他却还在等待判决自己是否有罪的二审开庭。

　　在他的身上，法律上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一审法院判了他5次有罪，二审法院则判了他8次，其中维持有罪2次，发回重审3次。2013年8月20日，卢玉彰再次被判有罪。

　　18年前，下海经商的原河南省安阳市公务员卢玉彰被控受贿罪，不服有罪判决的卢玉彰屡次在终审判决后申诉，个人坚持与司法权威由此开始拉锯。18年间，围绕卢玉彰案形成了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共19份司法决议。

　　除了罪与非罪的实体审判，卢玉彰受贿案形成了一审有罪—上诉—二审维持—申诉—发回重审—再判有罪—再次申诉的无休止循环。司法程序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在司法救济屡次陷入停滞时，卢玉彰及其家人的“上访”总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重启再审。

　　今年11月12日发布的三中全会《决定》中称，“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涉法涉诉信访严格来说违宪，因为它可能破坏宪法规定的两审终审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告诉记者。

　　新一轮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目前正在试点运行，一名试点机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试点以来，“涉法涉诉信访接待量增加了1.2倍，但除了转交、移送，尚无依法终结的尝试”。

　　司法权威和程序正义遭遇了现实的压力—信访。仅仅2008年河南省法院的5轮大接访，就迎来了16674件上访，其中的7109件涌向了河南省高院。

　　在即将启动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之际，“喊冤”18年的卢玉彰戳到了“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 目标的痛点，公平正义与司法权威之间应该如何统一？“信访”彰显了其间的张力。

　　受贿的商人？

　　1993年，原河南省安阳市二轻公司团委书记卢玉彰决定下海，当时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夜，团中央和河南省共青团系统都下发了文件，鼓励兴办经济实体。

　　卢玉彰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投身商海，但却留了一个尾巴：他注册成立的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名义上仍是二轻公司团委下属的集体企业。

　　这样的“红帽子”企业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那时私营公司凤毛麟角，个体户又面临很多限制，比如没法和外界对接”，卢玉彰说。信息中心注册资金3.5万，卢玉彰向朋友借了2万，又拿出了自己价值1.5万的微机。

　　信息中心是个自负盈亏的企业，为了留住自己在二轻公司的岗位，卢玉彰“自己把工资转账到二轻公司，再由二轻公司发给自己”。

　　当时，安阳市设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卢玉彰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征了21亩地，打算盖一座办公楼和三座家属楼。

　　卢玉彰的邻居、钢材贸易商赵鸿兴找到他，向他介绍了建筑商荣天顺，荣天顺的单位是安阳市安装四公司，“名头很亮”，卢玉彰于是与荣天顺签订了建筑施工协议。

　　荣天顺其实只是安阳市一个乡建筑队的包工头，挂靠在安阳市安装四公司，因为管理费纠纷，不再被安装四公司认可，也因此被高新区建设局制止施工。最终，卢玉彰退回了荣天顺10万元施工保证金，双方的协议就此终止。

　　半年以后，卢玉彰被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带走，被指控受贿。“赵鸿兴通过另两个人介绍了荣天顺给我，为此，荣天顺答应给他们回扣，并从赵鸿兴那里购买钢材。”卢玉彰说。

　　这笔钱一共12万元，其中包括8万元现金和4万元钢材款。

　　1996年6月，卢玉彰被以受贿罪起诉到了文峰区法院，检方指控其和赵鸿兴收了这12万元，其中卢玉彰拿了7.5万。

　　卢玉彰并不认罪，检方指控荣天顺将12万分3次给了赵鸿兴，再由赵鸿兴分3次给了卢玉彰7.5万。案卷资料显示，第一次送钱是在卢玉彰的办公室，只有卢和赵两人在场。

　　第二次是在安阳宾馆，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王嫣然在场，但王嫣然称自己当时在北京上学，并提出有火车票和同学作证。王嫣然在1995年10月27日被检察院带走询问，她在1996年1月31日给河南省检察院写信，控告曾遭刑讯逼供。此后，王嫣然的口供再未被法院采纳。

　　第三次送钱是在赵鸿兴家里，其妻子朱梅娣出具了证言，但案卷资料显示，其供述多次出现矛盾。

　　卢玉彰说自己也遭到了刑讯逼供，其供词多处矛盾。1995年10月27日的两份口供中，卢玉彰承认分3次收了赵鸿兴7.5万元，但笔录上并没有他的手印和签字。

　　卢玉彰回忆说，检察员在讯问前拿出这两份已做好的笔录要他签字，他拒绝，因此，当时的检察员王晓明在上面注明卢玉彰“不看笔录不签字”，2009年时，王晓明还曾出具证明予以确认。

　　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被讯问人签字确认的笔录并不具备效力。

　　卢玉彰还认为，自己并不符合“国家公务人员”这一受贿罪主体。其时，他已从二轻公司团委停薪留职，尽管名义上信息中心是一个集体企业，但信息中心自负盈亏。且3.5万的注册金全部由自己承担，“我没必要为我自己吃回扣”，卢玉彰说。

　　但1996年9月12日，卢玉彰被文峰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这是卢玉彰的第一次判决。

　　刑期已满，仍在申诉

　　卢玉彰选择上诉，两个月后，安阳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同时，安阳市中院还附函文峰区法院称，卢玉彰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信息中心企业性质不清，二是卢玉彰三笔“受贿”中，前两笔应“进一步查证”。

　　七个月后，文峰区法院再次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卢玉彰也再次上诉。

　　1997年11月18日，安阳市中院作出了第二次二审的判决，这是一个相对“缓和”的判决，卢玉彰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去掉了一审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的附加刑。

　　终审结束，卢玉彰被投监服刑。卢介绍，在监狱里，他开始每个月甚至每周写信伸冤，这些寄往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机构的信件交给狱警后，全部石沉大海，自己反而因此被评为“顽危犯”。

　　申诉的任务，落在了卢玉彰75岁的父亲卢绍卿肩上。卢绍卿是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曾任安阳市第15中学校长和市科协副主席。

　　卢绍卿本人即是上访申诉的“获益者”。由于文革中被江青接见，文革后卢绍卿被作为“三种人”清理，靠着不断上访才讨回清白。

　　卢绍卿独自一人到了北京，凭着一张市老龄委的记者证，竟进了最高人民法院。

　　尽管接待他的最高法院法官说，“这个案子还隔着省高院，到不了最高法院”，但还是在1998年2月，为卢玉彰案发了一封函，指令河南省高级法院再审。河南省高级法院也发函，指令安阳市中院再审。

　　为此，安阳市中院曾在1998年8月向河南省高院书面请示，请示中写上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意见：认定原判正确；应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整整一年以后，河南省高院才向安阳市中院作了批复，称卢玉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卢所在企业性质决定的，“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卢玉彰称，发回安阳市中院重审后，一度决定由该院院长任审判长，在安阳市下辖的林县异地审理，“但开庭前这名院长摔断了腿，程序也因此更改”。

　　1999年12月19日，卢玉彰的父亲到最高法院申诉两年后，安阳市中院下发了一份通知，驳回了卢绍卿的申诉。在认定信息中心注册的3.5万元来源问题时，卢玉彰所称的从自己朋友处借的2万元现金，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被认定为“是以青年信息中心名义所借”。

　　卢绍卿选择了再次申诉，但直到2002年1月，河南省高级法院才接纳了他的申诉，并指令安阳市中院再审。2002年6月，安阳市中院没有像上次那样驳回他的申诉，而是决定再审。但半年之后，再审的结果仍然是驳回申诉。

　　在刑事诉讼中，申诉属于审判监督程序，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在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以前，申诉作为一个“非常规”审判程序，理论上没有“终点”。

　　2003年1月，卢玉彰在减刑2年9个月后提前出狱。至此，他的受贿案已经产生了包括3份判决，2份裁定在内共9份司法决议，但他还要“再碰碰运气”。

　　被上访“误伤”的法官

　　河南省高院已经为卢玉彰案两次发回重审，安阳市中院2003年3月裁定驳回他的申诉后，卢玉彰又多次到市里、省里申诉。路径多种多样，包括法院立案庭、院长接待日、法院的纪检委等等，“有人接待，也有人收材料，但就是没有回信”。

　　这一次，他决定换个办法—上访。2003年年底，卢玉彰到了北京，闯了府右街的一个大门，“身子钻进去了一半”。这一下“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卢玉彰被拉到“马家楼”住了几天。

　　“马家楼”是一个民间称呼，全称是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介绍，其主要职责为，承担外地来京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接济、安置等方面工作。

　　几天后，有人来“马家楼”找卢玉彰，“让我回去到省高院交材料，给我立个案”，他说。

　　立案很顺利，但直到2005年7月15日，河南省高级法院才给卢玉彰下达了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称“你向本院的申诉理由，与你原申诉理由基本相同，原审已经查证，依法据实驳回”。

　　申诉再次碰壁，可卢玉彰已成了安阳当地的一名“上访明星”。2008年3月初全国“两会”时期，安阳市9名政府工作人员“陪着”卢玉彰来北京上访。“这9个人专门陪我一个，主要是文峰区信访部门的”，卢玉彰说。

　　事实上，卢玉彰的户口此前一直在安阳市的北关区，信息中心也注册在北关区，当年卢玉彰“出事”，侦办机关竟是没有管辖权的文峰区检察院，本就令他不解。他成为“上访明星”后，他的户口被“鬼使神差地挪到了文峰区”。

　　卢介绍，在北京，安阳市信访局的一名科长和安阳市中院立案庭的一名庭长，已提前等在宾馆。这名庭长对卢玉彰说，“法院判你重刑，不可能没有证据，时间长了，你可能忘了。我回安阳后，召开听证会解决你提的问题”。

　　卢玉彰一听要开听证会，兴高采烈地回了安阳。3月18日，这名庭长要卢玉彰写三份申诉状交法院。可到了24日，卢玉彰却接到电话说：“听证会不开了，你有意见向上级反映吧！”

　　这个时候，卢玉彰83岁的父亲卢绍卿学会了写博客，他马上写了一篇名为《法院的听证会》发到网上，引用了这名庭长的几句话。“不久以后，这名帮了我的庭长就被撤职了。”卢玉彰说。

　　被卢玉彰案“误伤”的法官不止一个。河南省高院从2009年开始要求所有生效判决书上网，但卢玉彰案的判决书却一直没能公开，卢玉彰去安阳市中院“讨说法”，“一名刑庭庭长给我上了网，随后也被撤职了”，他说。

　　河南法院大接访

　　听证会落空后，卢玉彰的申诉再一次看不到方向，但他很快“迎来了好机会”。

　　2008年1月，原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调任河南省高院院长，从5月开始，河南省当年举行了5次三级法院大接访活动。

　　2008年5月5日的大接访，省高院接访了2700多起案件，6月2日的第二次大接访，省高院又接访了近3000多名上访者。有数据显示，6月2日第二次大接访的案件中，30%为重复来访。

　　卢玉彰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他在队伍中连续排了三天队，直到第三天才“拿到了号”。为此，他从前一天晚上6点开始排队，三天时间只吃了一顿饭。

　　只用了不到3分钟时间，接待卢玉彰的法官看了他的判决书后说，“你回去等通知，我给你立个案”。

　　不仅是卢玉彰，整个河南省的访民都对这次大接访寄予了很大希望。2009年1月，张立勇向省人大所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称该省赴最高法院信访量在全国的排名退居第八—最高法院副院长专门给他发来短信道贺。而此前，该省信访量长期高居全国前三名。

　　大接访在其时遭到了法学界的强烈质疑，有媒体称张立勇为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光明网一篇评论直言“法院大接访乃法治之悲哀”，质疑大接访可能将法院带入“上访有理、上访者得利”的非法治化漩涡。

　　但在此次接访中，上访案件的办结率超过了99%。

　　大接访几天之后，河南省高院下达了再审决定书，第3次将卢玉彰受贿案发回安阳市中院审理。

　　安阳市中院开庭时，已经84岁的卢绍卿上庭给儿子做辩护人，却因为感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中途退庭。2009年1月10日，卢绍卿写了篇博文《有话问大法官》，称“市中级法院把公民的申诉给挂了起来”，然后把文章寄给了张立勇。

　　卢玉彰也不知道张立勇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几天后河南省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就到他家了解情况。当年1月22日，张立勇到安阳市下辖的滑县慰问法官，“中途特意改道安阳市中院，去过问卢玉彰案”，卢玉彰目前的代理律师之一闫创说。

　　2009年1月16日，安阳市中院以事实不清，将卢玉彰案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当4月16日文峰区法院开庭时，主审法官来自少年庭—文峰区法院刑庭的法官已经全部审过卢玉彰案，根据回避原则，文峰区法院刑庭已无人可用。事实上，3个月前审理卢玉彰案的安阳市中院的法官，也是抽调自少年庭。

　　这距离文峰区法院上一次审理卢玉彰案，已经过了12年。“文峰区法院的气愤可想而知”，卢玉彰说。7月1日，文峰区法院做了判决，除了再次判卢玉彰10年有期徒刑，1997年二审时已被去掉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又被加了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文峰区法院的判决依据了1979年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而这两部文件当时已经失效了。

　　卢玉彰选择了第3次上诉，当年12月，安阳市中院二审再次改判卢玉彰 “有期徒刑10年”。看起来，一切重回原点。

　　“盖的楼早被拍卖了”

　　卢玉彰无奈之下，只好又去了一趟北京。在2008年举行了5轮法院大接访后，河南省在2009年树起了“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的雄心。

　　这一次上访后经过询问和交涉后，卢玉彰“幸运”地再次得到了一个河南省高院的立案。

　　这次上访差点改变了卢玉彰的命运。河南高院文号为豫法刑再审字第043号的再审决定书上，清楚地写着“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

　　刑诉法规定，对于下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但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往往选择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卢玉彰案中，河南省高院已指令安阳市中院重审了3次。

　　河南省高院负责提审卢玉彰案的，是审监庭一名即将退休的老法官刘信生。这是刘信生退休前办的最后一件案子，12月25日，刘信生在电话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时，合议庭对卢玉彰的意见比较一致：卢玉彰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没有证据显示二轻公司团委向信息中心出资”。

　　但卢玉彰等了整整一年，也没等来河南省高院的无罪改判。2011年12月30日，河南省高院作出裁定，将案件直接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没有改判的直接原因，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本案的第二被告人赵鸿兴，从而没法开庭”，刘信生说。

　　河南省高院向文峰区法院下发了一份监督指导意见书，意见书中罗列了卢玉彰案的四个问题，包括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出资；工资是检验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据；以及两个卢玉彰是否收钱的证据问题。其中认为，没有卢玉彰签字的两份供述“明显不合法”，另外，对卢玉彰的全部4份亲笔供词，认为其全部发生在卢玉彰被拘留前，“取证程序明显违法”。

　　整整一年后的2012年12月5日，文峰区法院作出了第4次判决。这份判决驳回了检察院对卢玉彰受贿7.5万的指控，但认定赵鸿兴从荣天顺那里收了12万元，至于“卢玉彰是否从赵鸿兴处分得贿赂款属于内部分赃问题，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开庭前，文峰区法院到河南省高院做汇报，“他们还是要做有罪判决”，刘信生回忆。“从他们的汇报中流露出，如果改判无罪将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卢玉彰盖的住宅楼早就被法院拍卖了”，刘信生说，“在这次汇报会上，河南省高院与文峰区法院的意见差别很大”。

　　刘信生在退休前3年才从刑庭转到审监庭，专门审理刑事申诉案件。3年时间里，他创造了河南省高院历史上申诉案件改判数量之最：直接改判6起案件无罪，以及对六七起案件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判。

　　但文峰区法院庭审时，第二被告人赵鸿兴同样缺席。2013年3月，安阳市中院以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再次将案件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

　　今年8月20日，18年第19份司法决议出炉，文峰区法院仍然坚持了对卢玉彰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而此时，卢玉彰已出狱10年。

　　至此，卢玉彰案共被4次发回重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介绍，早在2003年，“两高”和公安部关于防止超期羁押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了“二审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

　　2013年1月，新刑诉法实施，“新刑诉法亦要求，再审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陈永生说。按照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二审案件的再审，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刑诉法，不久后卢玉彰的二审判决作出后，他将没有机会再次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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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难以终结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