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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年前，我还写过一篇《幸福的参照》。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人们的幸福感受，不仅取决于自己收入的高低，同时还取决于收入比较的参照。要是自己与自己比，增加了工资他会感觉到幸福；但要是告诉他，其他同事的工资比他增加更多，就属他最低，他可能立刻转喜为忧，愤愤不平，之前的幸福感也荡然无存。

　　所以我一贯的观点，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无视收入差距，也不宜过度渲染收入差距，更不能夸大收入差距。最近学界正在讨论“三次分配”，为参与讨论我写了《“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不料文章发表后有位相熟的企业家打电话问：“三次分配”何时启动？我明白他担心什么，他是担心“三次分配”是否会“均贫富”。

　　事实上，中央讲得很清楚，“三次分配”是鼓励人们自愿捐助，不是均贫富。可人们为何会有此担心呢？在我看来，是人们一直对“共同富裕”有误解。何为共同富裕？传统观点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同等富裕，不存在收入差距。而要消除收入差距，不仅要调节收入增量，也要调节财产存量。所谓调节财产存量，无疑是“均贫富”。

　　从理论上追溯，此观念最早是来自英国学者莫尔。1516年，莫尔出版了《乌托邦》，指出人类理想社会是消灭了财产私有、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法国学者巴贝夫等人指出，人人平等的社会，收入应该平均分配。再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定理”，说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接近最大化。

　　这当然是学者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普通民众知道莫尔、巴贝夫、庇古的并不多，人们“平均分配”的观念从何而来？对此，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作过讨论。他认为，“平均分配”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或者说是人的天性。其实，中国民间也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意思与罗尔斯的解释不谋而合。

　　有大量事实可以佐证。远的不说，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可那时实际搞的是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人们的收入都有提高，可却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有人对“收入差距”不满，产生了仇富心理。

　　由此可见，目前社会上确实有人存在“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根除。也正因如此，对推动共同富裕，人们往往会想到“均贫富”。而我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绝不是“均贫富”。那样做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分配原则，最终不仅不能共同富裕，反而会导致共同贫穷。

　　早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同时又说，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构想，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后富。当年上大学时，有位教授对邓小平的构想作过形象解释。他说好比坐公交车，若乘客不排队，一窝蜂地挤，堵死了车门谁也上不去；要是分先后排队，反而容易上车。

　　回头看，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有人先富起来了，中等收入人口超过了4亿，那么怎样让先富带后富呢？中央明确讲，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国家宪法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说，先富带后富不能“均贫富”。

　　有人说，政府可以鼓励富人捐助。富人愿意捐助当然好，可低收入人口多，捐助怕是杯水车薪。我的观点，政府应支持富人投资创业。要知道，支持富人投资就是先富带后富，而且可取长效。投资增加，生产的财富会增加，政府税收和就业岗位也会增加。读者想想，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国家税收越来越多，政府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照顾穷人？

　　倘若不是这样，反过来让人们“均贫富”，效果必事与愿违。听朋友讲过一件真事。张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城里打工多年，后来回乡办养鸡场，收入可观，小儿子一直在家种地，至今没娶上媳妇。于是张大爷让大儿子先富带后富，拿出10万元资助弟弟做生意。结果呢，弟弟不善经营，不到半年便血本无归，而哥哥资金周转不灵，收益也大不如前。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一样，不能简单“均贫富”。经济学讲，人的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站在富人的角度，国家若不保护私人财产权，富人没有安全感，自然不会放手投资；站在穷人的角度，如果允许“均贫富”，可以坐享其成，他们也不会勤劳致富。

　　分析至此，我最后的结论是：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应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支持他们放手投资，将财富“蛋糕”做大；第二，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第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