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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垄断是对市场作用的违背

　　长期以来存在中国某些行业中的价格垄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企业从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是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代价的。这些价格垄断的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行业性垄断；二是产品具有独特性，不可替代。前者如电信行业，后者如知名白酒企业。

　　在这两种情况下，因为具有优势地位，如果没有外部约束，这些企业一定会把价格定在其利润最大化的点上，他们因垄断获得的利润要远远高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消费者无法有效地对抗这些企业，成为消极的价格接受者。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往往不是来自更好的产品、服务或竞争策略，而是来自消费者的没有选择。

　　如电信行业，尽管多年以来，对漫游收费、固话收费等垄断定价行为，老百姓怨声载道，却没有办法“以脚投票”，因为通讯已经成为生活必备产品，供选择的服务网络非常有限。又比如医药，通过层层网络传递，信息完全不对称，患者在拿到处方单时，基本上也只能照单买单。

　　价格垄断不仅损害消费者，它更是对市场配置力量的完全违背。良性的市场，一般要求通过竞争促使更大量更优质的产品生产，消费者能以接近于成本的价格购买产品。但在价格垄断的情况下，市场的相互激励相互约束的作用完全不起作用。长此以往，这些行业和企业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也成问题。

　　反垄断是重要的市场监控手段

　　航空、日化、汽车、电信、医药、家电等六大行业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最贴近的行业，对这些行业的重点执法，是老百姓们盼望已久的。《反垄断法》实施5年，雷声大雨点小，除了汇源与可口可乐的并购案被驳回一事，曾经掀起少许波澜，反垄断在中国企业的商业决策中从来不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与美、欧的情况完全不同。

　　过去，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总是把重点放在市场准入和项目审批上。总是以控制进入者、控制新业务来防范经济风险，这实际上就是代替市场在调控。真正发挥市场配置作用的监管应当是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即事中事后监管。现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其实就是一种事中事后监管，强调配合市场的自身作用，而不是代替它。

　　这就意味着，过去的审批制必须逐渐淡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手段，应当是包括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价格法等一批有效的经济法与商法执法。简单来说，政府应当将重心放在“管市场”，而不是“管项目”，价格问题首当其冲。

　　相信，当这一新的管理理念建立以后，那些垄断企业随意提价、同一行业开会讨论统一定价等这样明目张胆的现象将越来越少。对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领先企业来说，在进行商业和市场决策的时候，必须把反垄断惩罚的后果也考虑进去，这才是正确的思路，而不是再像从前一样对反垄断完全没概念。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事中事后监管比较薄弱，在本国市场非常重视反垄断问题的外资企业，来华后在定价上也无所顾忌。由于中国许多消费品市场都被外资所垄断，这种垄断定价的问题，政府如不管，则就由中国消费者买单。人们常抱怨外资企业“厚此薄彼”“歧视中国市场”，其实问题还是在于他们“欺软怕硬”。

　　价格垄断背后的问题也须根治

　　除了联合定价外，大多数情况下能进行垄断定价的企业，都是某一行业的优势企业。而这种优势地位的获得有两种原因：一是准入管制赋予的专营权；一是产品突出而拥有固定消费群。第一种原因的优势地位是老百姓最不能理解的，而且在目前反价格垄断中也反映出利益复杂、难以触动的问题。

　　有些行业，因为其属性过去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如水、电、煤气的供应等，而一时难以改变单一或寡头垄断的问题；有些行业，则因为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是完全可以破除垄断的，如电信、网络、汽油零售等；有些行为，则从一开始就没有经济学上的垄断依据，如烟草专卖。

　　这些因专营权而获得的优势地位，在垄断定价上是非常轻易的，而往往因嫡系的身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国家对一些专营行业的定价方式不断进行改革，但“涨价快、跌价慢”仍然不可破解。如果不能有效地引进新的竞争者，放开价格管制完全不可行，进行价格管制又很容易“管制者被俘获”，即无法有效规制被管制者。

　　在仍然存在市场竞争的行业，如白酒、黄金等，我们可以看到需求的波动可以对这些产品造成影响；但对没有市场竞争的行业，几乎其定价必是不断走高，数年涨幅必然完全高于CPI。归根结底，反价格垄断固然重要，破除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尽快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也应当纳入考虑。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要求迈向更开放的方向。最终我们的企业要面对全球性的竞争，而这种全球竞争力依靠准入许可是无法培养的，只有把企业完全地推向市场，才能创造能抗风险抗竞争的中国民族企业。必须撼动既得利益，否则就会损及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