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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一共850多个商户。”在咨询台，一位商城工作人员说，“想租摊位的话，先跟摊主联系，双方协议好了、合同签好了，再到市场这边走下一步。”至于搬家，他说：“还得两三年呢！”

　　汪华那个4平方米的摊位，租到她手中的价钱，是每年18万，承包合同也签到了2016年。

　　“搬？两年后都搬不成你信不？”一位知情者表示，搬迁面临着种种困难，其中一大难题就是租户们业已签订的合约，尤其是近两年新开拓的市场摊位，“有些人几百万买下来，刚刚开业就传要搬迁，这谁能干？”

　　“一万多个摊位，养活了几十万人”

　　9点半之后，出来逛街的“散客”渐渐多起来，商铺老板们此时也早就把摊子整理好，“爆款”、“新款”、“外贸好货”等手写小牌子夹在衣服挂版上，布满了所有的店口。

　　世纪天乐批发市场门前，一个黑塑胶袋被风卷起，在半空中打着旋儿。塑胶袋下方，是一个个掩面而行的人。不少商铺导购会在此时穿过街道，补吃一下早餐。

　　批发市场对面，是一排小饭馆组成的小吃街，所售食品无外乎是煎饼、炒面、酸辣粉、麻辣烫几种，但客流不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饭馆“养活”着“动批”从业者与来往商贾，换成另一个角度，则是“动批”带动了周边业态的共荣。

　　对于“搬迁”，小饭馆经营者普遍更为乐观，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以食为天”才是根本，“就算改成写字楼，我们还是可以接着干。”

　　若真改成写字楼，目前经营条件略显破陋的小饭馆，是否还在有关部门的“准入”标准之内？面对这一问题，仍有经营者笑颜以对：“那就响应政府号召呗”，只是这笑容，就略有那么些勉强了。

　　位处四号线地铁通道内的小超市，经营者崔小翠更关心“搬迁”的具体时间表，不到3平方米的小超市内，其售卖商品主要是水、饼干、方便面和女性用品——都是商户常用的东西——如果搬迁，她的经营势必急转直下：“现在一个月租金就要6000块，已经交到了明年5月份了。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的，最大的影响还在明年，到时候就得交租金了。交还是不交，我们就很犹豫。如果因为有了搬迁的预期，客流减小了，我们损失了怎么办？”

　　“行”，也是“动批”的外延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在“动批”周边从事物流运输的企业便超过20家，它们每天将价值以百万计的服装运输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大小城市。

　　天威货运是其中一家，其揽收点设在东鼎市场旁边，主要针对新疆和东北客户。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每天来发货的以熟客为主，发货频率从半个月到两个月不等。单以一个揽收点的业务量计算，每天运费超过3000元，鼎盛时期则超过5000元。这也就意味着，仅一个揽收点的营业额，每年便超过百万。

　　除了运货的，还有运人的，揽收点门外，停着一辆辆“黑车”，轿车、面包车都有，招揽乘客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大红门、大红门，20一位”、“就差一个了，上车就走”……

　　黑车的客源，主要来自外地进货商，他们往往先在“动批”扫货，再坐车去大红门等批发市场看货，为了看货效率，黑车是较为便捷的运输方式。

　　毋庸讳言，如果批发市场外迁，货运、黑车的立命之本均将消失。

　　用数字来计算“动批”带来的影响，也许更为直观：按照2013年初的统计数据，动批摊位约1.3万个，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物流企业20余家。

　　进货商温婷的预测更为激进：“动批养活的人不都在动批，还有外地、淘宝开店的，甚至是把房子租给‘动批’商户的人。你问问就知道，‘动批’的工作人员住在哪里的都有，还有住在香山的呢。不夸张地说，这一万多个摊位，养活了几十万人。”

　　温婷心中“动批”的影响，并非同心圆的发散式，而是如同阿米巴原虫，可以不断变形，甚至伸出触角，指向远方。

　　“就算不搬迁，也有商户不干了”

　　众声喧哗背后，“动批”的搬迁并非无迹可循。“这两年买卖一直不好做，地铁口卖糖葫芦的，原来一天可以卖一百五十多串，现在一天顶多卖五十多串，说明这儿的客流少了一半还多。”超市老板崔小翠颇为见微知著。

　　按照商家的说法，变化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国际市场的冷却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让“动批”的传统销售模式影响大不如前，商户利润空间遭到挤压。

　　汪华也将这种变化看在眼中，她觉得最近一年多的生意尤其不好做：“就算不搬迁，也有商户撤摊儿不干了，有挺多出租、转租的。”

　　北京小伙李亚博就是离开“动批”的其中一员，2009年，大学毕业的他曾和朋友集资在“动批”租下一个摊位，主要销售的是各种“潮服”。2012年初，他将摊位盘给他人，转而找了份儿为别人打工的工作。

　　“累，不确定因素太大，周边环境也太差，并没想象中赚钱。”与李亚博的感触相似，他的身边也有几人在近年陆续离开“动批”，选择转行。

　　“商户货不好卖，主要还是因为零售商的货卖不出去了。”一位从东北来拿货的商户表示，由于店销服装越来难做，自己的进货频率也越来越低，从一个月两次，改成两个月一次：“而且原来一次进两整包，现在一次不到一包。”

　　营业水平的“降速”，事实上成为某种层面上的“刹车”，给外迁带来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据媒体报道，2013年初西城区“两会”上，区委书记王宁曾算了一笔账，“动批”每年给西城经济带来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超过1亿元。此外，还有“动批”带来的管理难题， 2013年6月，动批商贩殴打城管队员引发关注。

　　换言之，如果经济效益不能得到提升，“动批”已经成为“负担”。

　　三十年之老“动批”将迎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