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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中午，郯城县郯城街道新屯村，县道东侧的草堆场上，打包成圆柱形的麦秆已经堆成了七米高的小山。堆场一角立着三间板房，立平农机合作社社长肖丙虎一边推门走出来，一边打开农机合作社的微信群发送语音：“所有人注意！再次重申！千万不要在麦子地里抽烟！”

　　板房里，十几箱瓶装水整齐地放在门边，茶几上摆着一个玻璃烟灰缸。“这大太阳把麦子烤得几乎没有水分，一点火星就能酿成火灾，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火。所以我们规定，农机手想抽烟，只能回屋里抽，谁也不能带火种下地干活。”肖丙虎说。

　　防火，是这位麦客给记者上的夏收第一课。

　　麦客不只是割麦

　　县道西侧的麦田里，立平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驾机驰骋。天空湛蓝，麦浪金黄，远处一排绿色的树影分开天空与麦浪。

　　只几分钟，三亩地收割完，麦田里只留下十几厘米高的麦茬和躺倒的麦秆。收割机载着麦粒向田间路靠拢，这三亩地的主人——泉源乡红石村的一对夫妇早就等在一旁，三轮车开到收割机的输送槽下，麦粒狂泻而出，两三米长的三轮车后斗不到两分钟就装满了。半年多的悉心照料，在这一刻见到了金灿灿的收成。

　　“四口人的地，一共三亩多，请农机合作社来，包括收割、处理麦秆、翻地在内，一共60块钱。去年是70块，今年便宜了10块钱。”麦地的男主人戴着草帽，看起来50岁上下，说话间启动三轮车赶回家晾晒麦子。

　　肖丙虎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提前和村里签好了协议，实行包村模式，红石村在县道西侧的上千亩地都交给立平农机合作社。合作社不用和村民一家一家谈，机器到了田里只管干活，提高效率，每亩地让利10元也划得来，多方共赢。

　　“收割只是第一步，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专业麦客，料理一块麦田共分四步。”肖丙虎告诉记者。

　　两台收割机忙活半小时，麦田收割一空，搂草机入场。拖拉机拖着状如孔雀尾的设备驶入光秃秃的麦田，“孔雀尾”向两侧展开，十二个直径一米的金黄色大圆盘并排着落到地上，拖拉机向前行驶，圆盘转动，扫过十多米宽的地面，散落的麦秆向中间聚拢，形成了一条近半米高的麦秆“城墙”。

　　接下来是打捆机登场。沿着搂草机留下的“城墙”，另一辆拖拉机拖着五米多长的打捆机开始作业。机器轰鸣，散碎的麦秆从前端吸入打捆机，走出十多米，就从末端吐出一个棱角分明的金黄色长方体。走近一看，麦秆压成的长方体上结结实实勒着几根白色的尼龙绳，记者伸出手指用力向尼龙绳内侧插下去，竟然无法探入分毫。

　　“过一会儿合作社的装载机来把这些麦秆包装车运走，拖拉机装上犁头给村民把地耕一遍，新一茬玉米就可以播种了。”肖丙虎告诉记者，收割、搂草、打捆、翻地，走完这四步流程，麦客的活才算干完，农民全程只需在树荫下等着，开车把麦粒运走即可。如果只是收割的话，只收35元。打成捆的麦秆包归合作社所有，还有大用处。

　　“奶牛的面包”每吨600元

　　跟着运送麦秆包的平板货车，记者又回到了路东侧的草堆场。

　　货车停稳，装载机升起一米多宽的大钳子，捏住麦秆包，转运到16米长的半挂车上。每辆半挂车装满麦秆包后载重24吨，随即发往附近的热电厂，进行焚烧发电。

　　“用于发电的麦秆每吨300元左右，是价格最低的。质量最好的麦秆作饲料，业内俗称‘奶牛的面包’，每吨售价高达600元。”周保光是立平农机合作社的合伙人，专门负责经营合作社的麦秆销售业务。

　　“如果说料理麦地是夏收的上半场，老周这里的业务就是麦收的下半场。”肖丙虎打趣道。

　　“你看，根据麦秆的颜色、湿度、发霉程度、含土量，我们会对麦秆包进行分级。”周保光从麦秆包上抽下一把麦秆，在手掌上捻平后告诉记者，颜色越黄、越干、含土量越低的麦秆，质量越好，最次的送去焚烧发电，好一点的用于种蘑菇或者造纸，最好的送去养殖场喂牛，每吨的售价也从300元递增到600元。

　　能达到饲料级的麦秆比例也不低。6月2日立平农机合作社开始在郯城县启动夏收，从这一天多的情况来看，大约有一半的麦秆可以达到饲料级。

　　据周保光估算，郯城县的夏收期约有半个月，立平农机合作社至少能收进过万吨麦秆，可以在草堆场上销售十个月。一直到4月底，前一年的麦秆售罄，清理草堆场，迎接新一年的麦秆。销售麦秆，对于这个70多人的麦客团队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今年疫情期间，养殖户受到了影响，压力传导到我们农机合作社，导致去年收上来的麦秆到现在都还没卖完。”周保光指了指草堆场东北角说，“那里剩的几吨就是去年收来的。”

　　在郯城县，周保光是一个资历颇深的职业麦客，早在20年前他就开始经营麦秆生意。在周保光的职业生涯里，根据当地农民对麦秆的不同态度，麦秆生意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2000年到2010年，麦秆是农民眼里的“香饽饽”。当时麦秆的售价虽然每吨不超过100元，但收完麦子后再卖麦秆，在农民眼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增收途径。地里每产出一斤麦子，就会相应地产出一斤麦秆，根据当时的小麦亩产，一亩地产出的麦秆大约能卖50元。十年前搂草机、打捆机等自动化设备还没有大规模应用，村民只能徒手将麦秆打捆，再运到麦秆收购点，需要耗费许多力气。

　　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相比打捆麦秆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卖麦秆的收入显得不再重要，许多农民选择将地里的麦秆一把火烧掉。在周保光的记忆中，这几年也是农村焚烧麦秆较严重的阶段，给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负担。

　　从2015年开始，各级政府逐步开始重视焚烧麦秆的现象，出台了各种措施禁止焚烧麦秆，并探索麦秆综合利用。也是在这个阶段，像立平农机合作社这样的专业化麦客团队开始购置麦秆回收设备，按照统一标准将麦秆打捆、销售。“到现在，麦秆回收已经玩出了许多新花样。”周保光说，东北的一个客户买了他们的麦秆，回去再加工成直径0.8毫米、长几厘米的麦秆颗粒，更加便于储存，可以供给东北的大型养殖场；韩国的一个客户对麦秆进行深度加工，调配成专门种植蘑菇的材料。

　　“农业机械化将种粮食发展成了一条产业链，把一株小麦吃干榨净，这在20年前我刚涉足麦秆销售行业时，想都不敢想。”周保光说。

　　“移动印钞机”价高回报也高

　　6月3日下午，记者跟随肖丙虎再次回到麦田，麦客团队已经向北转战，开始新一轮作业。收割机在麦田里轰隆作响，搂草机、打捆机等设备停在一旁。

　　“那个打捆机的驾驶员是我们合作社的技术担当，你可以去跟他聊聊。”肖丙虎告诉记者。

　　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记者穿过35℃的热浪走到打捆机的玻璃门前，驾驶员薛涛涛刚一打开车门，一股凉风迎面扑来。“快上来凉快凉快吧。”薛涛涛将记者迎到副座，笑着说，“光在外面看我们顶着大太阳干活，没想到车里有空调吧。”

　　更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辆貌不惊人的打捆机售价高达120余万元。几块平整的挡风玻璃将热浪隔离在驾驶室外，驾驶座后面挂着一个灭火器，用于扑灭麦田里可能出现的火苗；薛涛涛面前是一块屏幕，打捆机的运行状态、打捆数量等状态实时显示。

　　“这台机器是从国外进口的，打出的方捆可以直接装车。其他圆包打捆机打出的圆柱形麦秆包，还需要在草堆场加工成方捆才能装车。”薛涛涛说，这台机器故障率低，麦收季节时间紧张，要是打捆机在地里坏个两三天，可就耽误大事了。因此，虽然这台进口打捆机售价高到令人咋舌，合作社还是咬着牙买了两台。

　　立平农机合作社共有社员70余人，收割机有32台，圆包打捆机有8台，进口的方捆打捆机只有2台，是合作社里最高端的设备。

　　“方捆打捆机被我们称为‘移动印钞机’。”薛涛涛告诉记者，方捆打捆机打出来的麦秆包一捆400公斤，按照每吨600元的售价来算，相当于方捆打捆机在麦田里走出几米就能吐出一张百元大钞，叫它“移动印钞机”毫不为过。

　　肖丙虎告诉记者，方捆打捆机操作难度高，这两年合作社购进了两台，只培养出薛涛涛等两名驾驶员。打捆机驾驶员按照打捆数量发计件工资。方捆打捆机故障少效率高，再加上薛涛涛的驾驶技术过硬，去年6月份薛涛涛完成了8500捆的工作量，一个月就挣了4万多元，是合作社里名副其实的“麦客状元”。

　　种粮大户反倒较清闲

　　6月3日下午4点，周保光提起一根水管，沿着草堆场从南向北洒水，水花将弥漫在空气中的浮尘压在地面。对于42岁的周保光来说，人影浸在浮尘中，是他对麦收最初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二十岁左右，每到麦收季我都是主力。”周保光家住郯城县郯城街道周港口村，据他回忆，农民挥舞镰刀和麦田较劲的年代，他家中的四口人面对四亩麦地往往要忙活半个月。熟练工一天最多只能收割一亩地，相对应的劳动时间要从清晨四五点钟一直忙碌到天黑。太阳落山后收拾完麦穗仍不能休息，还要去村里的脱粒机前排队，有时去得晚了，晚上十一二点收工是常态。之后的翻地、刨坑、种玉米，又要开启新一轮操劳。

　　一直到2000年之后，收割机开始出现在村里，但那时收割机的数量还不能满足需求，农民蹲在田间地头盼着收割机来，有些头脑灵光的村民会给农机手塞上一包烟，好让他先收割自家的麦子。又过去10年，收割机数量猛增，农户等农机的状态转变成农机合作社主动上门联系村民。

　　说话间，郯城县泉源乡大马庄村的种粮大户纪红旗来到了草堆场，他家的麦子已经收割完，想和农机合作社商量一下，安排农机给自家的地深翻。细节敲定，纪红旗坐下和周保光闲聊。种粮大户和职业麦客坐在一起，话匣子打开后便收不住了。

　　“别看我种了将近200亩小麦，在村里是种地最多的，反倒不是最忙的。”纪红旗告诉记者，麦田上了规模，不管是翻地、播种、打药还是收割，全都可以外包给农机合作社。现在各类农机已经十分普及，还有无人机飞防。反倒是村里只种一两亩地的村民，用不上这些设备，除草、收割都需要自己上，我只要安排好了农机设备，相比起来倒是村里比较清闲的。

　　“所以说，现在是种地越多，费力越少。像老纪这样的种粮大户，种两百亩和种两千亩投入的精力差不多，无非就是多花点钱雇设备，卖粮食多挣些钱。”周保光说。

　　“早先两三年，我们这些种粮大户用农机种地，对地的管理精细度不如那些只种一两亩的村民，小户照看得细致，亩产能过千斤，我家的亩产也就在800斤徘徊。好在今年这一茬麦子，我请了镇上的农业技术员来帮我出主意，优化了肥料配比啥的，今年的亩产就快要摸到一千斤的门槛了。”纪红旗说。

　　刨除成本，纪红旗家每亩麦地的净利润能有两百多元。泉源乡位于郯城县北部，这一茬小麦收获后，接着种上玉米，又能有一部分收入。以县城为界，郯城县以南的种植结构换成了小麦加水稻。

　　据郯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晓弟介绍，近10年来，郯城县的小麦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70万亩以上，随着小麦品种更新换代，粮食产量逐步增加。“郯城县的小麦亩产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近百斤。”王晓弟说。

　　去4800公里外参加麦收

　　两人聊到快5点，肖丙虎也将麦地里的活安排妥当，回到了草堆场的板房里。肖丙虎站在空调下呼扇着衣领，三五分钟后，涨红的脸恢复到正常颜色。

　　“在地里干活确实辛苦，好在忙完这半个月就可以休息了。”记者安慰道。

　　“对县里的农民来说收麦子确实是忙半个月，但对职业麦客来说，农忙季其实是5个月。”肖丙虎说，“前几天，这里的摊子还没铺开，我已经把农机社的订单排到了10月份，到4800公里外的新疆去参加麦收。”

　　5月份，安徽的麦子已经成熟，之后便转战河南，6月初回到山东，然后逐麦浪一路向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经过半个月的修整后，肖丙虎的团队就启程前往新疆，在那里一直干到10月中旬。到农历腊月时节，东营市还有晚稻的秸秆需要前去打捆。

　　“不过不是我们合作社70多人全都去，要想参与跨区作战必须是精英。”肖丙虎说，这几年，他就是带着机器与七八人的团队转战全国各地。

　　跨区作战对人和设备都是挑战。每次出远门，肖丙虎的团队都会自带锅碗瓢盆与帐篷，最忙碌时直接住在麦地里，三四天找不到地方洗澡是常事。

　　“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但机器不行，跨区作战最怕机器故障，机器停在地里，没法按时完成签好的订单，对麦客来说是最大的忌讳。”肖丙虎告诉记者，有一年他的团队在河南省参加麦收，一台打捆机的传动轴突然断裂，国内的供应商恰好没有配件。当时，他找到了一个全国打捆机用户技术交流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联系到一个安徽的同行，可以为他提供配件。肖丙虎当即驾车踏上了这条300多公里的路，5小时赶到，3小时完成配件改装，一口气再赶回河南，打捆机重新驶入麦田。

　　100亩地种了500多种小麦

　　6月4日9时许，正是一天中调度设备最忙碌的时间，肖丙虎却带着矿泉水与一袋水果，驾车离开合作社正在作业的麦地，来到了7公里外的郯城县农机农艺融合作业示范区，等待几位特殊的客人。

　　来到示范区南沿的一座二层小楼，肖丙虎打开空调摆上水果，告诉记者：“这里是一块试验田，今天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的农艺师来观测小麦长势，还要给试验田里的‘亩产冠军’品种测产量。他们工作很辛苦，所以我想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个舒服点的环境。”

　　收拾停当，肖丙虎带着记者走进了试验田。立平农机合作社承包了4300亩小麦，从中拿出100亩，提供给临沂市农业科学院作为试验田，选育适合在郯城县推广的小麦品种。这块试验田中，种下的小麦超过500个品种，只有试验田西侧的几亩小麦还有几分斑驳的青影，是晚熟品种“临麦9号”，保底亩产能够达到1400斤。

　　肖丙虎薅起一缕麦穗告诉记者，今年雨水不好，如果把小麦比作人的话，去年是嗓子一渴就下雨，今年是嗓子干到快冒烟了才下雨，影响了小麦的长势。

　　一辆白色轿车开到二层小楼下，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的高级农艺师王靖与同事下车，戴着帽子、穿着防晒服走进了麦地。捻出麦粒，放进口中嚼几下，就对小麦的成熟度有了一个估计，然后看一眼麦根旁白色标牌上的品种名，在表格上做好记录。试验田里大部分小麦品种都种在划分好的“小区”里，每个“小区”的面积都是8.9米乘1.5米，相当于0.02亩地。植株高度、倒伏角度、颜色、麦穗形状等参数，王靖都要详细记录。

　　听说“临麦9号”今天要测产，王晓弟也来到了试验田里。两小时后，观测完其他“小区”后，王靖和同事开始对“临麦9号”测产。最后得出的亩产数据达到了1500斤，远超预期。

　　据王晓弟回忆，郯城县的小麦品种从“鲁麦”系列更新到“济麦”系列，小麦亩产也从800斤一路攀升，跨过了1000斤的大关，有些管理精细的麦田每亩能够收获1200斤左右。“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小麦品种如果能够大面积推广，农民的收入将越来越高。”王晓弟说。